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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读常见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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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读常见书

作者: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莫砺锋

2018-08-01 09:40:47 来源:阅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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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莫砺锋,1949年4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,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。(资料图/图)

    (本文首发于2018年7月26日《南方周末》)

    莫砺锋的书单

    《论语译注》,杨伯峻译注,中华书局,2007

    《杜诗镜铨》,杨伦笺注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年版

    《苏轼全集校注》,张志烈等主编,河北人民出版社,2010

    《古文观止》,吴楚材、吴调侯选,中华书局1959

    早就看到《南方周末》上有个专栏叫“秘密书架”,从未想到它会与自己发生关系。我的生活态度可以归纳成三句话:“乘公交车,吃家常饭,读常见书”,哪来什么“秘密书架”?我当过十年知青,当时最大的苦恼便是无书可读,因为许多好书都被打上“封、资、修”的烙印而成为禁书。有一阵风闻内部出版了“黄皮书”“灰皮书”,大致上属于“资”和“修”的范围,可是“天高皇帝远”,我至今都未曾见过它们的身影。当时也有一些“资”“修”类书籍在知青手里暗中流传,都是1966年前出版的普通读物。曾有知青朋友借给我一本繁体直排的《皇家猎宫》,只允许我保留一天。我点上油灯连夜读完,一个月定量的煤油燃得点滴不剩,接下来的半个月便摸黑吃晚饭。《皇家猎宫》是司各特写的通俗小说,不算什么秘籍。后来我进了大学,有了自己的“专业”,仍然只爱读常见书,很少涉猎珍本秘籍。日前接到编辑来信,约我写篇短文谈谈“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书”。既然没说是“秘密书架”,我就谈谈自己爱读的几本常见书吧。

    第一本是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的最大好处是发人深省,屡读屡新,就像卡尔维诺为经典所下的第四条定义:“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。”比如《子路》篇云:“叶公语孔子曰:‘吾党有直躬者,其父攘羊,而子证之。’孔子曰:‘吾党之直者异于是:父为子隐,子为父隐,直在其中矣。’”我在农村时初读此则,实在想不通其中的道理。我当然不认同报刊上提倡的“大义灭亲”,但隐隐地觉得孔子关于“直”的标准好像有问题。后来我考进南大读研,初次见到导师程千帆先生,寒暄之后便向他请教此事,才算有点明白。再后来看到郭齐勇、邓晓芒等人的相关讨论,又有了新的思考。《论语》的另一好处是与读者的实际人生密切相关,即使初读也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,就像卡尔维诺为经典所下的第五条定义:“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。”1974年,我遭遇父丧,要运送父亲的遗体到二十里外的火葬场去。我插队在河道纵横的水乡,生产队里就有木船可用,但是全县惟一的火葬场偏偏不在河边,必须走陆路才能到达。当时可用的陆上交通工具是手扶拖拉机,全大队只有一台。我跑到大队部去借拖拉机,大队长一口拒绝。有好心人看我一筹莫展,便劝我给大队长送点礼,“意思意思”。果然,我把两包香烟塞到大队长手里,他就改口同意了。那是我生平第一次,也是迄今最后一次给领导送礼,心里又委屈又懊恼。一年以后,我买到了北大哲学系工农兵学员编写的《论语批注》,生平第一次读到《论语》全文,看到《子张》篇中所记孔子的话:“人未有自致者也,必也亲丧乎!”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自从有了“专业”,我读书不免带着找材料、写论文的功利目的,《论语》却是绝对的例外。我从未“研究”过《论语》,但它对我影响巨大。我觉得《论语》就像一位父老对后辈的谆谆教诲,我读其它哲学著作,从未产生过这种亲切感。所以杨伯峻的《论语译注》是我常置案头的一本书。

    第二本是《杜诗》。就学术而言,李白、杜甫在我心中的地位是难分甲乙的,我从来不对李、杜优劣之争妄置一词。但如果让我挑选一位最喜爱的诗人,我会毫不犹豫地把选票投给杜甫。天才横溢的李白当然可敬,可是他常常处在“驾鸿凌紫冥”的状态中,虽然他也在云端里“俯视洛阳川”,毕竟与我相距甚远。杜甫却时时在我身边,而且以“蹇驴破帽”的潦倒模样混杂在我辈普通人中间。我永远忘不了下面的情景:1973的初冬,狂风刮走了那间为我遮蔽了五年风雨的茅屋顶上的全部稻草。当天夜里,我缩在被窝里仰望着满天星斗,寒气逼人,转侧难眠。突然,一个温和而苍老的声音从黑暗中传来: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风雨不动安如山!”我顿时热泪盈眶,从此便对杜甫情有独钟。在南大读研时,千帆师亲自为我们讲授《杜诗研究》课程,师生讨论杜诗的结果便是那本杜诗论集《被开拓的诗世界》。毕业留校后,我写过二十多篇杜诗论文,以及一本《杜甫评传》。我为研究生讲过杜诗课,根据课堂录音整理成《杜甫诗歌讲演录》。最近又为商务印书馆编了一本《杜甫诗选》。无论是“学术成果”,还是普及读物,我都是怀着感情动笔的,这些书都是我向杜甫献上的一瓣心香。与杜甫有关的书在我的书架上占了整整四排,我经常翻阅的则是装订成一册的《杜诗镜铨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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